文／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2019農曆春節的機師罷工，至走筆為止仍持續進行中。對台灣而言，彷彿war like no other－史無前例的戰爭，來自於美國遭受911恐怖攻擊時的新興戰爭型態描繪。此次罷工，引發軒然大波，各方熱議，對於法秩序已存在罷工權保障少說30年（如果追溯至1929年則更是行之久遠，我們謙虛一點，從民主化以降起算），對於2016空服員罷工仍記憶應猶新的台灣社會來說，確實耐人尋味。我們無法說：台灣社會反罷工，不贊成勞方以自主力量貫徹權益，不，看看近年來幾次罷工，主流支持聲浪其實還不小。

我們無法說：台灣社會反罷工，不贊成勞方以自主力量貫徹權益，不，看看近年來幾次罷工，主流支持聲浪其實還不小。圖為2016年華航空服員罷工。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但這次：春節假期、出國旅遊返鄉、高薪亮眼機師、工時這麼少啊到底累什麼，無疑牽動敏感神經，理由很簡單：你們罷工真的礙到我了，不論現實、潛在或單純意識。在作家、醫師、網紅不吝貢獻其罷工認識的同時，也容本人插嘴一二，從勞動法角度談談機師罷工。

職業工會可以罷工喔？長榮機師主導華航罷工？

從2016年6月空服員罷工，這個質疑就從未消失過；有趣的是，不論從理論或法律上來看，其實找不出任何「禁止職業工會罷工」的依據及線索，台灣此然，各國也沒什麼兩樣。這當然不是說，特別是近20年興起所謂菁英職業工會、部門或職業團體型工會─典型如醫師、飛航機師、火車司機組織者，沒有帶來任何挑戰。
 

正好相反，新興職業工會對集體勞動關係與法律適用的衝擊，從未止息，關鍵名詞如協約同一性、勞工的分裂與雙重整合危機，乃至於罷工策略與範圍的選擇，所在多有。

比方說：明明是華航的爭議，職業工會可以決議由長榮來罷工嗎？要想用傳統的、多被認為不合法的同情性罷工來涵蓋，顯然有困難；或例如，針對某個華航的小爭議，讓華航與長榮或其他第三家航空公司來個波浪、間歇、循環、到處針刺罷工如何？
 

沒有錯，這些都可能是法律爭議，但在處理上，重點都是「是否違反比例原則？」，進而可能構成遭違法評價的罷工，要對雇主的損害負賠償責任。
 

必須承認，這個問題存在，但很抱歉，這次的機師罷工，完全沒有這個「後端問題」。
 

拿此可能出現的後端爭議，硬拉到前端變成職業工會不准罷工？典型的張冠李戴，誤馮京為馬涼。在此脈絡下，職業工會理事長個人身分為長榮機師，如何能處理華航爭端？此質疑就當然更加荒誕，一方面誤解工會組織（它不是總統制啊），二方面錯認職業工會原本就存在的跨企業結構關係，不論對於可能的罷工策略運用如何評價，至少本次機師罷工無此困擾。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可是，瑞凡，主張於法無據才能罷工啊！

一個更有趣的說法是：機師們的主張於法無據，因為現行法（如AOR規則）沒有規定這樣，華航董座甚至「曾經」說過一定要修法不可、否則無法應允，這些都是典型的誤解法律規範。讓我們這麼比喻吧：老闆欠薪，員工依法不能罷工，老闆照契約走，員工想要更多，法律才容許罷工。
 

台灣在法制上，採取的是典型的德國作法，對於既有權利，勞工當然有法律上的請求權（學名叫權利事項），國家提供的法院機制作為「貫徹私權的代理人」，不必尋求性質上屬於自力救助的罷工手段，否則無疑等同國家無能、法律失靈，既有的權利都只能靠拳頭或抗爭，直接回到布丹（Jean Bodin）說的前主權時代。
 

相對的，不論基於何種理由，員工想要爭取更多的、目前沒有的利益（學名稱為調整事項），由於此時法院已無審判介入權限，唯一之路，資本主義與勞工運動逾百年的發展，自由民主法治國家均走向「容許勞工以爭議手段自力爭取」的制度呈現，如同德國聯邦勞動法院傳頌一時的名言：沒有罷工權的工會，等於乞丐在路上集體行乞。
 

可能大家還不太習慣：員工的主張於法無據，想要更好，自由的資本主義法秩序只能回答你：去罷工吧，那是我們法律體系下唯一容許以債務不履行貫徹利益的手段啊！於法無據？那就是罷工的開始啊！

罷工的可能界限：國民生活利益情節重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