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農業社會強調家庭人力，不只是純粹的傳宗接代，而是家族的雜務需要更多農丁完成，所以女性就會被強迫生產。然而現代社會變遷，工作的形式早已超過農業時代家天下的方式，每個人都是獨立受雇於不同企業單位，鼓勵各別差異及發展，所以這種生產動機自然消失，這就是社會連帶的改變，帶來人口結構的改變，成為生孩子動力不強的主因。

其實對於現代社會年輕人來說，我指的是那些沒有資產階級背景、需要繼承可觀財產的年輕人，生孩子不再是他們人生的義務，少子化的關鍵並不在女性，政府前陣子的宣傳似乎著重在對於女性的鼓勵，其實女性在懷孕生產這一關，我認為是沒問題的，台灣醫療在過去曾有一度是婦產科的黃金時代，累積的經驗足夠，直到今天醫療科技進步，自費產檢也有引進且接受度高，算是迎得上優生的需求，勞動法規也有跟上腳步，讓女性不願意生孩子的，往往還是社會因素，一般女性在前述注重差異化的結構下，也不再背負多生孩子的義務，在社會要求競爭及 20 至 30 歲年齡為拚事業的共識，有限的生育年齡內，產婦偏高齡亦會有阻卻「多生」的動機。

在稅制改革不足的社會，遺產繼承是資本累積於少數族群、是社會財富壟斷一個關鍵因素，我們的收入來自薪資所得與資本利得，我們可以想像成生活有許多基本需求：需要溫飽、需要基本居住與通勤，所以所得就會被需求消耗，只有多餘的財富，能夠在「負債」多出的儲蓄或投資，能成為「資本」： Money make money 而多生，就是多了需求，除非有繼承足夠的資本，否則選擇不生，算是個體存活有利的選擇，因為這是減少需求、減少負債，跟培養皿一樣，有壓力的環境，菌落成長就會有限，人類社會亦是如此，有壓力，選擇就會保守 當不敢生就是不足以負擔生育的需求，這些需求包含時間、空間、金錢，窮忙與工時不正常，就是沒時間；居住不正義和友善幼托不足，就是沒空間；薪資所得不足購買衣食教育，則是沒有金錢，孩子生了之後，以上指標對一個家庭就是長久的事。

在 Robert & Edward Skidelsky 所寫《多少才滿足》一本書中所表達的，應該是「生產閒暇」，多出的時間空間與金錢，才能夠有懷孕生產直至養育成人的空間 一般的經濟學都太把人給物化，強調在富裕的社會繼續生產工作，忽略人以社會為基礎、也忽略階級上人性的選擇：繼續強調生產工作，用更少的人投入更漫長的工作，而不願意有效運用工作，增加更多人分擔工作，這就是現代社會不自由的來源，強調競爭的社會，就不會有生孩子的動力，孩子出生有背負什麼義務嗎？我們準備給他們什麼舞台？競爭導致薪資越來越低，難以調漲，為了便宜的商品和服務，我們付出的代價是貧窮、環境惡化、健康風險，以及破壞我們都依賴的社會結構，經濟成長率轉化為國民所得的「初次分配」整體失靈，而社會福利是第二道的「再分配」，對「初次分配」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來自企業分配給勞工的薪資，「再分配」 就是很多稅收制度中的「勞雇負擔比」，如果本薪不足，或企業家負擔責任實踐不足，則羊毛出在羊身上，福利亦無可談起，薪資差距越大，福利再好都追不上，更何況我們的福利都留給年老的自己，長照高過幼托，加重年輕世代的努力和報酬失去比例，孩子生下來背負的是這樣的環境，是一種不幸，強調競爭的社會，就不會有生孩子的動力，減少壓力，促成美好的生活，才是生產的動力。

所以在強調勤勞美德的富裕社會，沒錯，也就是已經發展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現代社會，必然以 M 型化區分出兩種階級，寡頭的管理者和普遍窮忙的大眾，寡頭管理並消費普遍窮忙之人，這是富裕社會的脆弱真相，當社會有這種趨勢，我們就不能再以追求「成長」做為經濟政策的長期目標，反倒是要強調如何促成美好生活，在英國統計局 Jill Matheson 指出，生產「幸福感」最主要的是「健康、人際關係、工作與環境」，其中強調的精神就是幸福來自「減少壓力」，太多的壓力來自高壓的業績要求與管理，競爭而非互惠，炫燿式商業消費貶低基本所得，細枝末葉無意義的道德要求，讓人變得在社會中不自由，沒有閒暇投入對社會有提升的活動—像是生孩子這一環，那為政者只會繼續看到欲振乏力的實質經濟成長，以及每況愈下的人口結構變化和扶養比，終究，我們應該思考如何超越上一個世代的本位主義，帶給下個世代更好、有價值的舞台，認真探討這個讓年輕世代越來越弱勢的問題，不只是制度要變，在推動制度改革背後的思維也要轉換，創造更多價值和自由。

文 / 亞東醫院住院醫師 姜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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