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的出路：調解與不責難

民眾興訴訟，其實真實面是希望在醫療不幸/醫療意外/醫療災害之中,獲得"救濟"，然而台灣民眾無法區分 "醫療不幸/醫療意外/醫療災害"與真正"醫療疏失"的差異。如果考察瑞典的病人補償保險制度(Patient Compensation Insurance)，以及紐西蘭的全面意外補償制度，雖然他們仍缺乏預防傷害的功能，但是就是因為這種「傷害險/無過失保險」本來就與責任無關，醫師就此還可以成為協助病患獲得救濟的角色！也減少醫療糾紛！甚至北歐的醫師還會協助病患填寫補償表格。

關於不責難補償精神其實有在先前的醫糾法爭議出現，但是這法案還是有兩種錯誤，家屬尚可以在未返還補償金之下繼續提訴訟，計算賠率，另為醫糾法的補償基金竟是來自醫療人員薪資的分擔，而非全民承擔！令醫護人員非常不能認同，等於是直接認定都是醫療人員的問題！

完善的救濟與不責難補償制度實為台灣醫療系統性問題所需，建構以醫院內關懷與調解，加以醫院外救濟與不責難補償，而有人主張先行醫療鑑定，這部分我當然認同中立中性透明化的醫療鑑定制度在台灣是需要的，因為台灣醫療鑑定的專家普遍不足，都是臨時找，又台灣地域偏小，在病方眼中很難保證鑑定者與被告醫師之間沒有任何利益關係，在醫方眼中又難以做人，承受同業"醫醫相害"的輿論攻擊，但是終究，我認為並非醫療糾紛的解決之道，因為醫療鑑定容易陷於Hindsight Bias (後見之明偏誤)。

後見之明偏誤來自於人們在事件發生之後，重新構築了記憶，彷彿過去就預知了現在所發生的事情與結果，塑造因果關係而不得不發生，後見之明偏誤可怕不在於陷於此的解釋者，而是聽解釋者亦對此深信不疑，因此，在觀察任何事情時，都不能將視線放在事後了解到的單一因果關係，而是應該努力一邊觀察，一邊考慮各種可能性。

所以即便是事後的檢討，很有可能是：
 

第一，扭曲事件發生的機率

第二，扭曲對事件判斷內容的記憶

對一個意識尚未明顯變化的病患有沒有做CT影像，是否就會影響後期開刀與死亡，在當下當然就不是絕對的因果關係。還有更多是疾病的自然變化，所以其實不是醫療高度不確定性加不可逆性的領域，而是其實是疾病本身高度不確定性加不可逆性使然，使醫療判斷參雜太多風險，又治療過程承擔起疾病整體變化的責任，因此主張先行醫療鑑定論者非醫療糾紛的解決之道。

所以在主張有公正的醫療鑑定之前，應該以關懷與調解降低雙方的防衛情緒，加上外部不責難的網絡，病方得到社會的同理支持與救濟，不責難之下也更有助於醫方提出正確的檢討報告（不責難才會有正確與更多浮出事實的報告，若有責備，一切都是攻防，事實將可能被掩蓋，檢討報告亦難正確）。

當然做到這種調解關懷與不責難，這根本就是另一層社會福利，是需要資源的，台灣連年金都解決不了，社會氛圍也不愛繳稅，也許是在稅改上受資本家話語權控制的關係，導致多繳稅不認為可以把自己餅做大，反而是認為政府擴權，我想這些問題沒資源就是無解了。

但是如果未來可行的話，最理想的醫療糾紛處理模型，還是事先建立完整的風險救濟，針對內科系常見的藥害，外科系常見的手術傷害，婦產常見的生育風險，小兒常見的疫苗傷害，一 一做好有制度的規畫，常見的風險分流，而不常見的風險再由不責難補償承接，這部分若在常見風險救濟已經完備下，則不常見的案例需要不責難補償就更有意義，因為這部分要促進醫療提出正確的檢討報告才有意義。

內在更重要的角色：先行關懷與調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