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醫師的勞動節 全球醫療崩壞的縮影 (下)
文／姜冠宇
其實原始的醫病關係，是很單純的醫療沒有病人，病人沒有醫療，何以演化成在社會制度下醫病相殘的遊戲?
在賽局理論中, 只要掌握了人性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則: 別人的利益要儘量減少，自己的利益一點都不能少，以此做制度設計，就可以達到囚犯困境: 「互不信任, 溝通不易, 而利益被各自擊破, 讓雙方的重複選擇成為越來越壞的結果」 這是一種惡性內耗，病人不斷因為因醫療可近性的機制濫用資源造成崩壞，醫療人員也選擇全面防衛醫療，因為不信任病患，及防止自己不被法律質疑而過度耗用更多資源，有限以及被持續不當使用的醫療資源使醫療人權及健康人權水平繼續下降。
在前述健康照護的歷史脈絡及現行英國醫師罷工，我們還可以體會保守政權的特徵，一向是不願解決人民最迫切需要關注的議題，儘管英國福利改革"名為改革"，目的在於減少國民對國家福利的依賴性，卻將進一步邊緣化已經被排斥群體的人, 包含楚於最脆弱的生活條件，這正是對健康有害政策的定義: 「減少在社會下一個人身為完整的人格的獨立性，而不是增加」。
在勞動議題上，對私部門（民營）的勞資抗爭概念是簡單的，而公部門（政府）的勞資抗爭概念則較為複雜，因為抗爭的對象概念有時可化為國民，所以成敗取決於國民對於公務體系的想法，這與社會歷史文化有關，民眾態度和觀念決定公家單位下的勞動者（也就是公務員）是否可容許抗爭的程度。有限的資源下, 「梅德斯塔福郡醫療醜聞」在英國出現，英國政府不是提高健康照護支出，而是財政主導的轉移，從中央的NHS 轉到「半私人」的Foundation Trust, 也意味著公醫制的崩潰及私人化的開端。
再來就是Hunt將削減支出的成本轉向提供第一線服務的英國醫師，似乎就是醫病兩者選擇其一受害，政府是遊戲設計者，掌握到現代公共議題在公部門與私部門角色混淆的機會越來越多，未來勞動抗爭在大環境進化之下是越來越不易，同一事情團隊不同專長使各方不同價值的衝突也是原因，在醫療領域，原本預計在醫病相殺的演變下，民粹政府可以獲得樽節政策的最大獲益。
【不幸的是，政府不一定會去改善人民的健康或福祉，即使在民主國家裡，政治人物和政府擁有很大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關於如何才能改善健康，通常存在南轅北轍的政治異議，即使有需要達成共識時也是如此】－Angus Deaton
這情節和台灣的醫療問題如出一轍，像是近期國內受僱醫師納入勞基法議題，弔詭的正是衛福部前陣子在媒體聲明"傷害病人"的邏輯，衛福部的官僚們在醫病比失控的情況下，不願擔起落實「分級醫療」及建立「就醫指南」的責任，只想持續用手段控制醫療支出，達到短期目標供政府當政績，相對於英國NHS，台灣健保是1995年國民黨感受到在野黨威脅時用來「政策買票」的產物。它有歐洲社會保險的外皮，但是骨子裡並不情願為了「台灣民眾」付出費用，所以能省就省，TW DRG事件即為其中一例，但是在要求醫界提供服務的時候能A就A ，如只計算耗材而不計算人力技術的健保給付設計、及運用評鑑與給付掛勾造成惡性競爭來減少實際支出亦是一種策略。
不若英國NHS是長久衝突協商的過程，台灣健保本身在於「心態」才是最根本的問題，而不是福利或保險的定義。壓榨醫護人力解決政治問題，就跟台灣史裡壓榨農村人力解決黨國問題是同一件事。失控的原罪所在是衛福部的官僚，問題不是傷害病人，而是制度使醫病互相傷害。
但是不同於台灣醫療崩壞的孤立性，台灣醫師及護理師及其他人員在各自內部利益，及不信任圈外人下無法有共識罷工衝撞公部門，相對在英國BMA全面展開醫師對於公部門不良政策的全面罷工的賽局中，獲得過半民眾的支持，英國左派政黨，及病人，和可能成為病人的英國廣大民眾，了解過勞醫師所帶來的病患安全危機，以及人性正義和同理心，這也是在勞權運動運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團結自主, 並在不同團體間的民主協商, 穩固信任機制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民主的力量，很值得台灣借鏡參考。
談判有所謂的底線，如果談判的結果是逾越底線，於是乎罷工繼續成為替代方案，醫療正義的真正底線，跟長照議題的照顧正義很像: 「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權益都不可以被忽略」， 這才是政策的道德所在，而不是放任政治人物制定不良政策造成囚犯困境，更尤其前述健康照護制度是歷史上醫療專業與當權者的協商與價值衝撞的過程，捍衛醫療勞動正義的成員了解囚犯困境的特點，並向遊戲設計者宣戰，要求政府重新定位思考財務收入支出的平衡,，透明而且負責，謀求常態醫療經濟下健康照護的福祉，包含被提供醫療的廣泛民眾，以及提供者本身的勞動權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