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醫師的勞動節 全球醫療崩壞的縮影 (上)
文／姜冠宇
4月26日英國初級醫師罷工, 英國醫學會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BMA) 發表影片告知英國政府，訴求改革計畫收回，並擴大檢討英國的醫療勞動權益，否則繼續堅持全面罷工的行動。英國醫師罷工動能之強，有什麼樣的歷史脈絡可循，以及和台灣醫療目前問題又有何異同呢？
促成英國醫師罷工動能的著名案例
2011年，一名23歲在蘇格蘭工作的英國初級醫師(相當於住院醫師) Lauren Connelly值班後車禍死亡，死亡前已經歷每周100小時的工作時數，她心碎的父親Brian Connelly現在正在向政治人物及當地社會呼籲對年輕醫生的合理工時限制，防止醫師過勞及病患安全受到過勞醫師的威脅。(http://www.express.co.uk/news/uk/611880/Father-Junior-Doctor-Lauren-Connelly-died-trainees-reveal-22-day-shifts)
今年2016年2月12日，另一名英國初級醫師 Rose Polge 陳屍於車廂內，疑與職場工時過長與減薪造成的職場心理傷害相關，車內遺留一張遺書內容指名衛生大臣Hunt。主持NHS政策的Hunt，背後的勢力即為英國保守派的卡麥隆政權，Rose Polge 先前主動性參與初級醫師罷工，抗議衛生大臣Hunt的變相增加工時與減薪的政策，她的臉書強調當時BMA的抗爭用語"Not Fair Not Safe"，Hunt的措施將加重初級醫師們的心理壓力及危機，超長工時，睡眠剝奪，減薪，以及加重未來勞資對立、高強度工作、職場心理傷害盛行的嚴苛工作環境。
Rose Polge 死亡的時候， 正巧英國威爾斯卡迪夫大學發表一項驚人研究，2000名參與調查的英格蘭醫師，高達60經歷過心理相關疾病，包含自殺意圖，以及依賴抗憂鬱症藥物維持工作，一名仍在受訓，疑似有焦慮症的英國小兒科醫師表示現在面對兒科重症病患，他做得更久更艱困，而且容易忙中出錯，因為無法睡覺， "我們都在Breaking Point(臨界點)"，牛津及利物浦大學亦有共同研究指出如此遵節政策造成更多心理疾病及自殺風險。（http://www.thecanary.co/2016/04/19/junior-doctor-kills-herself-and-leaves-a-message-to-jeremy-hunt-in-her-suicide-note/）
先進國家醫療崩壞的趨勢與背景
歐洲國家繼2015年德國醫護罷工，到英國醫師出來抗議, 都牽涉到先進國家針對醫療的福利支出，都遇上遇上極嚴重的財務負荷，出現病議題安及民怨聲浪後，接下來的趨勢都是開始試圖削減醫療人員的勞動成本。
在英國不只是NHS政策的扭曲，遠因還有公醫制本身：這些年輕住院醫師都在做已經失去意義的訓練，主治醫師沒有位置，住院醫師只得重新再去其他科繼續接受訓練，無限輪迴，這其中很多住院醫師都是40歲以上的人，他們的人生投資報酬率已經不值。這是與台灣住院醫師達到修業年限，即可成為主治醫師資格的機制最大的不同。
回顧歷史 醫療體系與社會福利互相衝突的過程
歐洲各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執行重建計畫，包含健康照護的公共支出增加，在戰後到1970年代，開始早期立法，接著擴張服務，健康照護的花費占GDP的比例隨著國家提供健康照護的成本升高而增加，然而1970起隨著經濟不穩定使得擴張減緩，進入焦慮與改革時期，在1990年代福利涵蓋的範圍成為辯論重點。
當時國家參與健康照護就已經常引起爭議，其所建立的方案都是妥協下的結果，英國就是其中的範例，當代有利於國家進行干預的強大思潮，如思想家對社會政策與社會整合的影養力著作，公民身分與普世主義的觀念，有助於創造出"國家干預有利經濟成長和個人自由的氛圍"，並開始從地方當局轉為集中權力到中央政府以支持健康照護，在英國也就是國民健康服務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然而影響這些醫院服務國有化過程包含兩個重要因素，一項就是醫界對於地方當局的控制有所抗拒，另一項，政府得與英國醫學會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和醫院主治醫師妥協，這兩項因素導致政策被改變，就此而言，醫療專業對新的服務發揮很強的影響力，直到1980年代醫療專業都善於利用這樣的優勢，影響政策制定和照護提供的優先序, 醫療專業所秉持的原則，將不同病症區分在不同的照護端，不僅提高病人的健康識能，也讓民眾更清楚知道他們應該利用的醫療資源。
但是由於不平等持續存在，全面的健康照護體系證實很難管理也很難籌措經費，病人意識抬頭與要求提高，醫療科技與治療步驟的成本增加，通貨膨脹的時代背景，使NHS不斷改革並且重組，引進病人付費，及健康照護提供者的管控，歐洲其他國家也面臨樽節的情況， 整體而言，醫療費用提高，人口老化，以及長壽的慢性病人數量增加，加上對療效更高的要求，都增加了健康照護的支出，從1980年代起，歐洲各政府對健康照護的重點轉向減少開支，提高效率及轉移成本，甚至開始支持消費市場競爭的觀念帶入健康照護制度，當遠在美國社會認為醫療科技發展提升疾病預測與個人化醫療並不違背節省開支和效率精神，而且還有助於改變資源結構並促進其對於社會與經濟的影響力，在歐洲社會的事實是不平等隨之增加，社會經濟弱勢的健康人權更加邊緣化，直到現代歐洲，福利主義的文化不斷受到嚴厲挑戰。
現在，健康照護的成本轉移開始與勞動議題碰撞，英國卡麥隆政府因在2007年發生的「梅德斯塔福郡醫療醜聞」（mid-Staffordshire scandal）的前提下推動改革，推動「七天看診」的新政策，由主持NHS政策的Hunt藉由「變相」地實質減薪與增加工時所達成，最被詬病的是Hunt更改醫師合約卻沒有遵守英國既定程序，並使用證據力不足的論文與理性的影響力評估，造成今天的衝突局勢。
我們回顧這些脈絡可以體會出國民健康與其說是共識的產品，不如說是政治與專業的衝突協商下產生，健康照護不單是供需或醫療化帶來的結果，它是受到社會經濟及政治意識形態變遷所影響所創造的過程。
未完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