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圖／photo by FlickrLickr from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文／陳和謙醫師

昨天值班，晚上六點半，護理師 call 我說，有個病人在病房內跌倒了。

抵達病房時，見病人已被移回床上，幾位護理師圍繞在病人床邊，架設心電圖監測器、測量病人血氧、壓 ambu （急救甦醒球）。

走近一看，發現病人是約莫 60 歲的男性，一旁沒有家屬或看護陪伴，頭部外觀無明顯外傷或出血，但嘴唇發白、叫喚無反應。

剛才已先在護理站快速查閱病人病歷，見其病歷上的診斷只有肺炎。原本想說，大概只是單純跌倒，意識沒有回復的話要做頭部電腦斷層，但情況與預想的相差甚多。

我進一步詢問，剛剛是誰、怎麼發現他跌倒的？護理師說她十分鐘前，來發藥的時候，病人還意識清楚，好好地躺在床上。剛剛再進來時，便發現他已倒在地下。由於隔壁床是空床，沒人目睹事故瞬間。

護理師很快裝上心電圖監測器，見其心跳徘徊在每分鐘 20–50 下（有規則的 QRS 波，但無 P 波），並能摸到薄弱的脈搏。病人呼吸不明顯，我們藉由擠壓甦醒球來維持氣道灌流（叩 mask）。然而，嘗試一小陣子後，發現不論怎麼調整手指上的血氧監測器，都偵測不到血氧濃度。

接下來呢？我猶豫要再繼續壓甦醒球，等血氧濃度回復穩定後再插管，還是要立刻插管。

Image by Thomas G. from Pixabay

護理師告訴我，這病人是遊民，沒有家屬 ── 更正確地說，我們不確定他是否有家屬。他是以遊民身份入院，但入院後家屬從未出現。其中一位護理師立刻去查找他的基本資料，也撥了電腦記錄的聯絡人電話，但不是空號，就是沒人接聽。

這尷尬了 ── 由於病人本人已失去意識，也欠缺能出面決定處置方向的家屬。在這樣的情況下，醫護人員基於「保護自己」，通常會選擇採取延續生命的「積極」處置，避免觸法 ── 不論處置代價為何，不論接下來病人的生活品質如何，只要有機會延長病人生命的醫療工具，絕大多數都會用上：插管、電擊、壓胸、電腦斷層、後線抗生素、強心劑、轉入加護病房……

即使對象是患有不可治癒疾病的末期長者，也常是如此。

如果你說：「不對呀！花那麼多資源，頂多也只是延長一點壽命，而且救起來有什麼用？病人還有生活品質嗎？」那麼，會有人告訴你：「我們沒有權力去決定另外一個人要不要活！」或「我同意你，但懂得保護自己是更重要的！」

這樣的情節常在醫院裡出現 ── 尤其是「公立」的「區域醫院」裡，於是醫護人員也就漸漸麻木、習慣了。

後來，按劇本演出。還來不及 call 後線值班主治醫師，我們就已為病人插管。插上後，病人仍然心博緩慢，後來波型連 QRS 都消失了，最後便按照 ACLS guideline，每三分鐘給一次升壓藥（epinephrine），並開始用自動心肺復甦器壓胸。

接著，機器放著給它自動壓，我便離開去忙其它忙不完的事。原本以為只會是型式上的白作功，但幾分鐘後，護理師通知：「病人的心跳恢復了！」

那麼 ── 是否要做進一步檢查、轉加護病房呢？

示意圖／photo by Adam Harangozó from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電腦系統上，病人身份別顯示為「自費」（= 無健保），這十分不尋常。台灣健保非常普及，即使低收入戶也有健保費補助。比起沒錢繳健保費，更可能是他身邊已經沒人關心他，甚至連他也都不一定關心自己（這點後來得到了證實，原主治醫師表示此病人對治療各方面都很不配合），這樣的情況下，每多做一項檢查或處置，醫院就會多一筆呆帳。（就是醫院員工共同買單，若換作健保，就是全民與醫護共同買單）

有種聲音會說：「難道遊民、貧窮的人就沒有活著的權利嗎？身為醫師不就是應該救他嗎？」

確實，無論什麼身份，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擁有永恆不滅的生存權，但社會終究並不能倚賴完全的、純粹的道德來維持，我們並非活在理想童話中。考量經濟運作的基本原則，活著的權利必須由自己爭取，雖然殘酷，但這就是真相。

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一個人若是「能負責而不負責」，沒有任何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維護其生命直至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