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團隊已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毒株，後續研究，需得在P3實驗室進行。圖為2013年位在德國波恩大學的P3實驗室。（攝影／REUTERS／Wolfgang Rattay／達志影像）

文字／楊惠君、柯皓翔

「高傳染、低致死、流感化！」為安撫國人因新冠狀病毒（ 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擴大，持續非理性搶購口罩、衛生紙等民生物資的恐慌，「院士級」副總統陳建仁連連在Facebook發文衛教，以流病專家身分，為這支引發武漢肺炎的新病毒下了註解。

高傳染，代表社區感染恐難以避免，要緩解疑似病例爆增形成就醫及負壓隔離病房被塞爆的壓力，快速篩檢試劑必須儘快研發；而低致死和流感化，則代表需靠藥物或疫苗研發長期對抗。試劑、藥物、疫苗的解方，全繫在「病毒」身上，台大副校長張上淳2月8日宣布：「我們分離出病毒株了！」國內各研究單位的P3實驗室加緊備戰，排隊等待這支病毒「分發」。

病毒是子彈，準確擊發，可迅速讓研究迸發能量。但病毒子彈一上膛，也要防範實驗室「擦槍走火」。

2月10日中午，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一場院內的科普演講，對象針對所有實驗室成員，講題為「P3實驗室介紹」。可容納110多人的會議廳，坐到7、8成滿，各國籍的研究員都豎直耳朵，專注聆聽。 

因應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在年假期間召開緊急跨中心會議，召集生醫所、生化所、基因體中心等單位，組織「新型冠狀病毒」群組，讓各種病毒、藥物、疫苗等研究全面動起來。但在這些研究最前線的，是實驗室人員，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活的」致病原將到來，實驗室動線、規範、保護，院方得先讓各實驗室人員放心。 

17年前在實驗室染SARS，17年後他二度和新型冠狀病毒交手

當天主講者，是基因體中心的研究技師詹家琮。 

17年前，他是媒體報導中的「詹中校」，在實驗室操作不慎感染SARS，是台灣「最後一位SARS確定病例」。17年來，詹家琮帶著染SARS留下的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後遺症，一直守在高感染病原的實驗室裡，當病毒研究的開路先鋒。他極可能是台灣在本世紀二度和百年大疫──SARS和 COVID-19 ，都留下「親密接觸」交手紀錄的研究人員。

為P3實驗室的操作及規範介紹，沒有人，比他的專業經驗值更高；也沒有人，比他的體悟更深刻。 

「那次（染SARS）之後，我住在醫院時曾想，這輩子絕對不要再做這個（高感染性病毒實驗）！」

當年，詹家琮是軍職，服務於台灣最神祕、也是唯一一個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的「P4實驗室」。他提及，「國軍對我滿好的，我（民國） 93年1月出院後、95年退伍，因為後來我已經升到上校了，再做會擋到下面的學弟們升遷，所以我選擇退下（役）。原本想追求人生第二春，也找好了其他學校，但是翁院長（翁啟惠）那時成立了基因體中心、他是主任，說這邊（中研院）做好一間P3實驗室，希望我過來；翁院長在SARS時候對我們很照顧，院長這樣講，我就又過來了。」 

退役多年的詹家琮，耿直的說話風格，仍有軍人的氣息；一頭華髮，則召示他在實驗室裡投注的心力與歲月。染SARS前，他即參與篩檢出魚腥草可殺SARS病毒的研究，在病毒的藥物篩檢留下許多成績；日前中研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徹及翁啟惠團隊公布成功開發「單醣流感疫苗」，也有他的貢獻。近年H1N1禽流感、腸病毒71型等國內重大高感染性的病原體，他都親手「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