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病毒株分離後：抗SARS老將坐鎮，中研院P3實驗室全面備戰
急迫事件引爆，實驗室人才不及培訓
台灣面臨問題在於，突發緊急事件的時候才開始想到「培訓實驗室人力」。「因為這種高危險性的致病原，平常研究人員要做的機會不多。研究應該是要長期延續下去，你看SARS，後來沒有了，病毒株也被疾管署收回去了，大家就不做了嘛；如果持續做下去，從SARS後一直進行，也許我們現在應該已經有藥啊，結果現在什麼都沒有。但是疾管署跟國家並沒有一個這樣的計畫提出來讓大家申請，這是一個大問題，」 詹家琮感嘆。
詹家琮認為， COVID-19 致命性不高、但可能影響性更大，更需要投入長期的研究，「像禽流感或腸病毒71型，致死率都比較高，這個（ COVID-19 ）致死率比較低，但是我們不知道他的人傳人或空氣傳播比率有多高？我們看傳染病的問題不能只看死亡率跟傳播力，還應該看對整個國家、對世界的影響，這才重要。雖然它（ COVID-19 ）的死亡率比較低，但是它造成的恐慌，跟對各國經濟的影響很大，比SARS還大。」
同樣在等待疾管署的病毒株，期待展開一連串研究工作的國衛院，部分疫苗研究和生技公司技術合作，董事長林奏延指出，「疫苗若要進展到檢測期，也需要進P3實驗室，疫苗廠必須有P3實驗室訓練的人才。」
他也認為，基礎研究能量不足，必須正視和自省。他呼應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李家維發起的「台灣科學家串連行動」，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後續研究，現在每個單位都要用病毒株、都在做實驗和研究，確實需要一個科學合作平台整合，讓資源和能量集中，「像疾管署現在每天忙著疫調和疫情說明，翻天覆地；病毒使用和研究整合工作，我也期許國衛院能發揮補強功能，像檢體搜集、分配等，在疫情出現第一時間就要同步啟動。而且研究要持續下去，實驗室人才培力是平常就要做好準備，下一次疫情突襲，才能立刻接續下去。」
累積能量，不要每次疫情爆發都重來
「在SARS時期，我們發表的論文數不多，中國也不多；那時表現最好的是香港，扎下了很強的臨床病毒根基、也打響名號，」林奏延指出，這次 COVID-19 在中國如此失控，當然和他們的體制有最大關係，但同時間，我們也不能否認，「中國近年在基因序列的能力，確實屬一屬二，在疫情嚴峻的時刻，幾乎每二、三天都能在頂級期刊《自然》（Nature）、《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刺胳針》（The Lancet）產出重要的論文，這些權威的期刊也在重大緊急公衛事件時，免費開放全球人員下載，這讓其他國家人對這次新病毒和疫情的了解，十分重要，」林奏延坦言。
詹家琮在預醫所時，曾被派至為台灣建置P4實驗室的法國受訓。「不過，那時我們受訓大概就只有半個月或一個月，但中國去受訓就是時間很長期，比方說一年，這是中國比較優勢的部分。」
黃立民直指，「我們新興傳染病防治體系的能量只建了責任醫院這一塊，沒有完全建置好，實驗和研究的資源和規畫不足；即便責任醫院這一塊，物資儲備都有問題。」張峰義也指出，「沒事就沒資源、有事才會變得重要，現在有檢測需求或研究需求，實驗室量能增加，但等到急性疫情過去了，一切可能又會回到平常狀態。」
「17年前我44歲，今年我61歲了。」肺部傷害沒有完全能復元，詹家琮繼續在P3實驗室裡，二度迎接這個高感染的世紀病毒 COVID-19 ，說明了實驗室操作若能確實做好規範及扎實訓練，高感染的病原並不可怕；令人無助的是，面對一次又一次來襲的新興病毒，能不能真正面對問題做修正、有沒有持續讓計畫和研究延續，而不是每一回，都重頭來過。
【病毒密碼】2019新冠狀病毒防疫第二階段──封境焦土戰與病毒變異的賽跑
文字／楊惠君、柯皓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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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報導者《武漢肺炎病毒株分離後：抗SARS老將坐鎮，中研院P3實驗室全面備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