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勞動調解委員要如何產生，委員對於自己職務之認知是否正確，也都是讓人擔心之處。日本經驗最初是由工會及雇主團體各推薦500名勞動審判員，並於接受最高裁辦理的研習後開始擔任勞動審判之工作，借重的是各自於職場之經驗。根據我認識實際擔任過勞動審判員朋友之說法，其實在程序中，勞資背景之委員對於己方當事人的態度反而更為嚴格，這點與我國調解實務有很大的落差，但是有利於建立勞動審判之公信力。台灣未來要如何培訓出足以令雙方都有信任感之勞動調解委員，應該是左右制度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後，日本勞動審判制度允許非律師之人經勞動審判官（即職業法官）同意後，亦得充任審判程序之代理人。但是，因為審判期日只有三次，且於第二次審判期日就要完成爭點整理及證據調查，必須仰賴具有勞動法令及訴訟專業者才可能完成，故而實際上多數當事人還是會委任律師。

這部分在台灣會如何？我沒有什麼實務經驗，所以不敢隨便亂猜。只是，如果勞方當事人誤以為有了勞動事件法就可以不必花錢委任律師，自己聲請後法院就「應該會」幫忙解決大小問題，那就真的誤會很大了！！！

追伸：

根據本人2016年接受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委託，「新北市勞資爭議調解不成立案件分析及後續協助方案」之研究結果，勞工不願意進入後續救濟之兩大原因為：擔心訴訟期間過長影響日常工作與生活，或無力負擔訴訟所需費用。僅就此二點而言，勞動事件法的確相當程度解決了勞工之困擾，因此當然必須給予肯定。

文／石橋太郎（現任職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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