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s the economy, stupid，讓我們改寫一下柯林頓在總統大選時攻擊老布希的經典台詞，許多批評者可能對以上的論述大打呵欠，徒認老生常談，說道：笨蛋，問題在於（為什麼沒有）預告？！
 

必須說：罷工是否該有預告期規定？關鍵在於立法決定，就像法國、加拿大、墨西哥規定要，德國人就認為不必。2011年，台灣的立法者，在罷工有效性的確保、沒有禁止罷工替代工作、工會力量嬴弱、雇主破壞罷工難以有效遏止、對於公眾影響已明文加以回應（如前述）等考量下，做出不設預告期之決定，這就是現行法狀態。
 

之所以設想該有預告期，如同某些國家作法，主要有幾個目的：形同再給予雇主努力與工會協商的機會，避免走向最後的罷工；如確實有危及公共利益情節重大，政府得以啟動相關的制度手段，例如冷卻或強制調解；使可能遭波及之第三人得以因應，同時－這點很重要，讓面對第三人法定或約定需求之雇主，得以有時間進行必要安排，包括最低、必要運轉與其他緊急或維護工作。要設預告期，目的與正當性在此，從另一角度言之，如果這些可能性均得以確保，在罷工權有效性鞏固的要求下（賦予罷工權不是為嬉樂、是為貫徹利益），預告期當然可以免。

有無預告成為本次罷工受到批評的問題之一。2月10日，命理師詹惟中在臉書繼續批評春節突然罷工。擷取自詹惟中/就是愛算命 Facebook。

2011年的我國立法者，不但明確做出「罷工無需事前預告」的決定，而且在本次機師罷工中，復完全不缺前述任何一個可能性，只是政府認為不需要、雇主選擇不想做。媒體報導早早甚囂塵上，過節前好幾個星期都有「春節可能發生罷工」之傳聞，問題不出在有無預告，而是雇主一方面再三保證一切正常，二方面看似不為任何消弭罷工爭議的努力，而台灣社會卻又宣稱不知道？
 

預告期不是形式主義，而是實質面向，重點在於預備處理相關爭議，前端既無法律明定須遵守預告期，後端又找不出可能被評價違法的基礎，預告與否，並非真正關鍵。

政府、政府，你在哪裡？國家中立義務的解讀

一直很喜歡這段（悲慘）小故事：1940年6月8日，年輕國防部次長戴高樂，往見法軍總司令魏剛將軍，面對納粹德軍兵臨城下，沮喪的魏剛說：法國輸了，我們得立刻投降。戴高樂疾呼仍大有可為，力阻不再言勇的將軍，魏剛嘲諷的說：那請問閣下有何建議？戴高樂云：報告將軍，政府不提建議，只下命令啊！
 

不談政治、只言法律：原則上，國家在罷工爭議中，應該秉持國家中立義務，不為任何實體性的介入，當然，民眾要求難擋，社會輿論難耐，統治正當性隨時可危，更何況凡事投射政府、放言政治的台灣社會。政府出面，努力揪合勞資雙方上談判桌，應不致違反中立義務，有違憲之嫌的職權交付仲裁手段，實在該束之高閣（桃園市政府2016、2019的克制值得讚揚），如真要談國家的因應，最多在於促成雙方的「自主協商」，不在於「罷工行動本身的干預」，這才是一個自由民主法治國家的正確之道。

本文由 林佳和副教授 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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