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SARS慘痛經驗學來的教訓

17 年前的 SARS，台灣連疫情指揮中心都各自為政，當年臨危授命的抗煞總指揮李明亮，曾公開指稱：「 SARS 早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對立、不和諧，赤裸裸上演。」當年執政的陳水扁政府與疫情主要地區的首長台北巿長長馬英九團隊各自為政，衛生署(註: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抱著「我就是要看你死」的態度，台北巿衛生局長則是「我就算死了，也不會向你求救」苦苦死撐，結果間接導致和平醫院嚴重感染而封院，讓全民受害。
 

SARS 隔年，大幅修正了《傳染病防治法》，確立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的權限，中央得視疫情嚴重程度，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視急迫情況逕由中央代為執行地方主管機關應辦理事項。17 年來，從 H1N1 新型流感到此次的 COVID-19 ，立即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權負責疫情與政策發布，不再出現多頭馬車的亂象。
 

新興傳染病往往是社會集體恐懼更大於疫病本身，疫情不明確或各種「假訊息」對防疫極具殺傷力。 SARS 時，曾有媒體報導馬偕醫院院內超過80個院內感染、員工丟出「瓶中信」求救的烏龍事件，萬華華昌社區水染毒致感染的誇張消息，都令當時的防疫中心在焦頭爛額之際，還要分身忙著滅火。
 

2019 年《傳染病防治法》也再修正，將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的謠言或不實訊息的罰則，從 50 萬元以下大幅提高到 300 萬元。截至 2020年1月 底，全國警察單位已偵辦了 30 多起的新型冠狀病毒網路假訊息案件，已有 16 人被送辦。
 

SARS 時由駐美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衛生顧問一職、返台抗煞的疾管署前署長、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認為，這一次的媒體溝通，比 SARS 時還要進步，「當年我們是各部會開完會，就讓發言人跟指揮官出來講話；這次不一樣，各部會通通露臉，這是安定民心很重要的方法，讓民眾知道整個政府都在開會、處理危機。」

缺口1：防疫醫師僅24人、動物疫調根本「留不住人」

▲部桃急診部外，醫護人員針對發燒與咳嗽的民眾進行初步篩檢。（攝影／楊子磊）

防疫流程、政策、社會溝通及資訊透明，目前為止在 COVID-19 的因應與執行上，都四平八穩，獲得社會與多數民眾的信任。但台灣防疫體系仍有隱憂，專業防疫人力布建不足、經費不夠，多數是疫情急性期上場打仗，但對抗傳染病，特別是像 SARS、MERS、 COVID-19 等人畜共通新興疾病，更需要的是長期的是「敵情偵察」，隨時找出來「潛藏的恐怖分子」，那就是要做流行病學的田野的防疫醫師、公衛師等，不只是要做人的疫調和監測、還包括動物。
 

「大家都說防疫視同作戰，可是我們並沒有給這個體系視同打仗一樣的配置。美國疾病管制局 7,000 多人中，近一半不是醫師、就是 PHD；台灣疾管署將近 1,000 人，一直到 SARS 之後才編列了 30 多名防疫醫師，」郭旭崧說。
 

目前防疫醫師更僅剩下 24 人。台灣做防疫的最高機關裡，防疫專業人才比例明顯偏低。
 

所謂的「防疫醫師」和臨床醫師差別在，防疫醫師不是對個別人看病，而是「一群人的醫師」，疫調就是去釐清一群人為什麼會感染疾病，從整體找出原因，透過做問卷、統計分析，比對生病與沒生病的人之間的不同，再輔以臨床症狀、發病時間，以及糞便或嘔吐物的檢驗結果，最終找到原因，才能知道怎麼改善、預防。
 

人的防疫醫師已偏低，動物的防疫醫師更吃緊。疾管署的《108年人畜共通傳染病流行病學訓練研究報告》中指出，人畜共通新興傳染病是主要威脅全球衛生安全的重大公衛事件，而盤點台灣的防疫體系，結果是「人類及禽畜農牧業流行病學及田野調查的專業人才量能仍有不足。」
 

報告中按照《全球衛生安全綱領》(Global Health Security Agenda, GHSA)中對防疫人力的評估，台灣的防疫團隊至少需要 118 名田野流行病學家、12 名受過訓練之獸醫師。台灣現有人力多少？疫管署的回覆是「無法掌握」，因為「流動太大」。
 

人力配置問題，肇於經費的窘迫。防疫工作要在沒有疫情時就開始準備，有些投資可能平時看不見，養兵千日就為用於緊急時刻，「我們的防疫經費長年來都是不足的，常常過幾年沒有疫情，經費就砍掉了，」郭旭崧指出。
 

郭旭崧說，防疫等級分成三種，第一是像美國「可以自救，也能救人」；第二是日本，可以自保；第三則是台灣，自保有些難，必要時也須他人救援。「蔡英文總統曾說＂health for all, Taiwan can help＂，想要台灣從第三等國家躍升，做到幫助整個東南亞、亞洲的防疫人力，但確實是不夠的，」郭旭崧認為。